生在乡村，长在乡村，却无力更精准地去把握、去洞悉那片自己时常照面而又更多感到陌生的乡村社会。从费孝通先生笔下的“熟人社会”到贺雪峰先生笔下的“半熟人社会”，随着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曾经那些对中国乡村社会性质的经典概括现实中正在悄然改变。对于这些改变，每个人都能或深或浅感受到，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理性且深刻地予以揭示。青年学者陈柏峰《乡村江湖：两湖平原“混混”研究》一书，就是对当前中国乡村社会“少数的理性而深刻的揭示”，也是《乡土中国》、《新乡土中国》等经典的延续。

一

   陈柏峰，一名优秀的八零后学术新锐，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主要从事法律社会学和乡村治理研究。《乡村江湖》一书是他的博士毕业论文，也是他进入乡村研究领域以来研究成果的集大成者。乡村混混问题，一个乡村社会中普遍持续存在而其学术意义往往被忽视的社会问题，作者敏锐地捕捉到了，并以此大做文章，为解读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变迁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书中，他通过考察1980年代以来乡村混混表现特征的变化，来深入剖析背后的社会动因，进而揭示该社会问题对传统乡村社会的解构以及对当前乡村社会秩序的冲击。读完全书，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作者选题的精妙。正如著名学者朱苏力教授所评价，该书“选题就很出色，切入点很小，但关注的社会问题和理论论题都颇大。”作者关注乡村混混问题，意不在乡村混混群体本身，而是试图通过乡村混混来透视乡村社会和基层政治，达到了“小中见大”、“一叶知秋”的学术研究效果。再就是作者笃实的治学精神以及强烈的学术关怀意识。作者深知，乡村治理研究必须回归乡村，单纯对西方成熟理论和实践的嫁接移植，只会导致“橘生淮北则为枳”。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作者进行了为期三年的跨省域田野调查，收集了大量的访谈资料和档案资料，真正做到了“在厚重经验基础上进行有硬度的思考”。同时，“直面中国现实，忧心中国问题”，也体现了作者作为一名青年学者对国家未来发展的学术关怀和责任担当。

二

   任何学术成果都必须放在大的学术背景、学术发展阶段下去考量。作为作者只有清醒认知才能找准学术研究的位置和方向，作为读者只有清醒认知才能做到学术评价的客观公正。在阅读《乡村江湖》之前，对我国乡村治理学术研究发展梗概作大致了解，有助于我们读懂《乡村江湖》，真正感受作者的学术思想与学术方法。

   乡村治理学，在我国肇始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村民自治研究，随后越来越多学者的加入，越来越多学术成果的出版，从最初寂寥冷落到如今的欣欣向荣并成为当今学术界的一门显学，先后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1980年代至1998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实施，被概括为“泛意识形态的农村政治研究”。人民公社解体后，村民自治制度作为农村基层替代性制度得到了国家高层的青睐。为回应当时基层政治现实需要，以徐勇教授为代表的学者开始了村民自治的理论寻找和制度建构研究。该阶段乡村治理被限定在政治学研究范畴之内，研究方式主要为理论研究，研究内容主要是域外制度借鉴。第二阶段《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实施之后至本世纪初，被概括为“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研究”。1999年全国大规模村委会选举，选举搅动了原有的农村基层政治秩序，激发了一系列矛盾和问题。“制度的不适、实践的反制”使得以贺雪峰为代表的村治学者开始反思乡村治理的本体，即被国家制度强行“插入”后的乡村社会，学者们纷纷走出书斋到农村到田野中去重新认识发现现实中的乡村社会。此阶段开启了乡村治理的实证研究，并引入了田野调查、数量统计等社会学研究方法，基本完成了乡村治理研究的社会学回归。取得的最大学术成果就是对乡村半熟人社会性质的发现和描述，并以此为乡村治理问题研究的理论基石。第三阶段为2003年至今，被概括为“专题研究和区域比较的操作化阶段”。2003年，中共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确立了城乡统筹发展战略。其后，在顶层设计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力的双重推动下，中国农村发生了一系列翻天覆地变化，全面取消农业税、新型城镇化下新农村建设等等。此阶段，村治学者愈加认识到乡村社会的复杂性，更多从宏观层面下到微观层面，开始关注乡村宗族、乡村司法、农地制度、农村水利、农民医疗等广泛而具体的问题，注重运用多学科知识进行专题研究。同时，由于我国实行的是以“农村向城市看齐”为主要特征的城镇化发展模式，不同区域的乡村之间在乡村社会结构、社会性质上日益趋同化，在研究方法上，一些学者开始从过去的村庄个案研究转变为区域比较研究，试图在求同甄异中理解当前中国“80%农村80%的现象”。

三

   书中，作者首先描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混混的生长和发展历程。乡村混混的发展经历了1980年代和1990年代以后两个时期。1980年代，农民从人民公社体制中解放出来，乡村中处于青春期的“无聊”年轻人走到了一起，组成了独特的乡村江湖。乡村江湖中洋溢着畸形的英雄主义，争勇斗狠、爱慕虚荣是其主要的特征。此时，乡村混混仅仅是社会治安问题。当乡村江湖扰乱村庄治安秩序时，国家便开始“严打”，乡村江湖因此衰落了一段时间。再到1990年代，乡村混混重组了乡村江湖。此时的乡村江湖不再爱慕虚名，转而追逐实利，而国家转型和社会经济的发展给乡村江湖带来了巨大的机遇，通过关系网络形成了稳定的组织结构。乡村混混中的少数“精英分子”逐步掌控村庄内部的政治事务或经济事务，并借助团伙网络将势力向村庄外部延伸，严重危及乡村最为根本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秩序。

   如果作者只是单单研究乡村混混的生长与发展，那么该书顶多是一篇优秀的考察报告，其学术价值及现实启示将会大打折扣。在此之外，作者还将乡村混混所构成的乡村江湖放在整个乡村社会中去思考，以熟人社会为参照系，通过动态考察乡村江湖的生长发展对熟人社会的渐进叛离，在证实当前乡村社会性质已改变的事实的同时，也让背后的动因浮出水面：“现代国家权力的技术治理（即以制度形式表现的规则之治）缺乏身体治理、德行治理对乡村混混等乡村越轨人群的道德、伦理惩戒”，“乡村社会越来越受市场经济利益原则和丛林暴力原则的支配，熟人社会下的‘情面原则’、‘不走极端原则’、‘歧视原则’、‘乡情原则’等乡土逻辑面临土崩瓦解”，“农村人口流动性增强，村民之间的熟悉程度不断降低，代表乡村的亲密社群逐渐解体”等等。而这一切在乡村混混的推波助澜下导致了当前中国乡村社会灰色化，即村民的行为准则不再是人情，他们不再顾及情面、讲究互让，而是为了利益动辄求助于乡村混混，倚仗于暴力。

   乡村混混触发了乡村社会结构性质的本质变化，也为当前的乡村治理埋下了难题。书中，作者还进一步提出了当前乡村治理的内卷化问题。“内卷化”概念，最早来自美国人类学家戈登威泽，意指文化艺术在达到特定的结构特征固定化形态，创造的源泉枯竭，取而代之的是形式的不断精细化发展。后被美国学者杜赞奇引入政治领域来用于解释威权专制政体下权力扩张的无效益。取消农业税后，国家权力在基层农村有所退出，一些地方基层政府往往迫于拆迁、截访等压力而依赖乡村混混进行乡村治理，从而不得不对他们保持“战略性容忍”，甚至合谋形成利益共同体，乡村混混因此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汲取国家下乡资源，如依靠“关系”或诉诸暴力非法承揽农村交通、水利等工程项目，低价承包农村集体土地、山林、水库等等。国家资源下乡本应带给普通村民的好处，更多却被乡村混混钻营攫取或直接霸占，普通村民由此产生不公平感，对基层政府的认同不断降低。这样，资源下乡反而降低了基层政府的合法性，从而导致了乡村治理的内卷化。

   乡村治理研究离不开经验材料，但不是经验材料的简单堆叠，需要从经验上升为理性思考，进而抵达问题的本质。如何作理性思考？本书所采用的方法路径同样值得借鉴。其一，坚持问题意识导向。作者在书中第一章写道其对乡村混混问题关注的起因，“2005年，因为偶然的一次在荆门农村实地调研，得知当地两家农户因在抗旱中争水引发纠纷，后来双方居然都从镇上找来‘混混’帮忙，并当着村干部和派出所民警的面展开对峙。”如果作者没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这一事件可能会被作者遗忘，更不可能引发作者对乡村混混问题的关注以及对乡村混混问题在整个乡村治理中的重要性认识，更不会有《乡村混混》的问世。在今天的社会学研究领域，胡适先生在上世纪初提出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仍具有现实意义。其二，关注社会边缘群体。在一个巨变的社会，社会边缘群体往往最先感受社会变迁，最先适应社会变迁。乡村混混作为乡村社会边缘群体，其对乡村旧秩序的排异以及对新秩序的被动适应为我们解读当今中国乡村社会性质变迁提供了一个深刻而生动的“横断面”。书中，作者的社会边缘群体视角实现了乡村治理学研究方法的创新。其三，发展区域对比研究。村庄个案研究一直是中国乡村社会学的经典研究方法，远有费孝通的《江村经济》，近有于建嵘的《岳村政治》。但是个案研究始终面临着如何处理特殊性与普遍性、微观与宏观之间的关系问题，随着现代化社会日益复杂，对独特个案的描述与分析越来越无法体现整个社会的性质。当前乡村社会发展的趋同性使乡村社会区域研究成为可能，作者顺势而为将研究视野由个案上升到区域，再到区域比较，试图构建具有普遍意义的乡村治理理论框架，从而使学术研究的价值不断放大。

四

   随着城镇化步伐的加快，越来越多的乡村在中国特色的大拆大建中被城市包围、切分。在这一过程中，乡村与城市之间在物质条件、生活习性、价值观点等方面存在的差异不断缩小乃至消亡。诚然，城乡一体是国家城镇化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城市所代表的法治、文明、富裕等价值符号逐步延伸覆盖到乡村，城市对乡村的“颠覆”无疑代表着社会的进步。但是，乡村并非一无是处，乡村社会所代表的熟人交往情分原则、传统的家庭伦理、较高层次的道德自律等优秀品质同样需要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予以传承。同时，从社会学、人类学角度思考，社群的多样性是任何国家、任何社会的客观存在，社群的单一只可能导致政治的专制和社会的沉闷。“城市包围农村”，并不是乡村的消亡，而是乡村在城镇化、现代化过程中的扬弃和重生。乡村未来命运当如何，乡村社会又当如何实现善治，作者在书中含糊其辞地一带而过，并未给出明确的答案。这恐怕是该书的缺憾之处，也算是作为读者的我阅览全书总感意犹未尽的原因吧。相信作者在不久的将来，会竭力将缺憾填补，重又带给我们如昨日般的惊喜。